女知青抛下儿子回北京，46年后和儿子重逢，儿子要北京一套房弥补

作者：肖寒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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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知青插队的日子，一直萦绕在陆雪莉的心头，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也分别四十多年了，虽然陆雪莉一直把这块心病压在心底最深处，可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，说不想是假的。但陕北的生活，让她吃尽了苦头，那个时候一心想回到北京，回到父母身边，然后有一份安逸的工作，所以不管丈夫和公公婆婆如何乞求，陆雪莉还是选择回北京。

几十年过去，陆雪莉也从油漆厂退休了，而丈夫的离世，让她不再有任何孤寂，一心想回到陕北，和阔别多年的儿子相认，几十年的秘密，陆雪莉向自己的一双儿女坦诚地告知，纵然儿女很反对，但陆雪莉还是决定回陕北一趟。

在回陕北前，当年一起插队的好友陈文道来找了一次陆雪莉，说了一些关于陕北的事情。原本陈文道和祝西山打算陪同陆雪莉回陕北，陆雪莉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件事必须自己去面对，有外人影响也不好。就这样，陆雪莉坐上了从北京到延安的火车，一路上心情很忐忑，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认她这个妈，或者看到第一眼会是什么样的情形。

以下是来自陆雪莉的讲述：

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，在毕业后没多久，就接到社区的通知，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，应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当时我们院子十几个孩子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，可大环境如此，有一个带头的，就有一群人会跟随。

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，在我上面是三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弟弟，大哥二哥去当兵了，三哥和我都是刚毕业，所以我们两个只能去插队。当时三哥去了北大荒，而我则是在父亲的建议下去了陕北。从此之后，在长达9年时间内，我们一家人没有团圆。

去陕北的路上很艰辛，前前后后用了差不多9天时间，但并没有感到不开心，大家热情高涨，一路上有讲笑话的，也有唱歌的，反正氛围很轻松。

我和陈文道、祝西山等9个人插队的村子叫雷河村，是一个有着三百多口人的村庄，村子很大，前村到后村大概有四公里的距离，当时是在农历十一间，冰天雪地的，可我们还没到村口，就有一大群老乡迎接，小孩子们围着我们转圈，还说着顺口溜：“村里来了北京人，陕北老乡暖人心”。

当时对陕北文化并不了解，但第一印象就是陕北人热情淳朴，一点都不藏着掖着。雷河村的被分成前村和后村，有两个队长，但主要负责人是雷世友，是一位个头高高瘦瘦的中年男人，他的嗓音很沙哑，但却很有穿透力。

这个村子大部分人都姓雷，还有姓丁的和姓赵的，不过都是外来户。

我们到雷河村的时候是中午十一点多，是从乡镇政府大院出发的，8公里的路程，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，因为当时的陕北还没有水泥路，全是黄土路。冬天还能好一些，一旦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大风一刮，尘土飞扬，百十米开外，都看不到人。

雷河村是一个不错的村子，村里有一条小河叫才子河，据说这个村子曾经出过秀才，讲真，在陕北那个年代，能够出文化人真的不多见。

吃罢午饭，雷世友给我们分配了宿舍，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生，就住到雷世友家，和他的小女儿雷春花住在一个窑洞。陈文道等8个人则是挤在一个炕头，房东是丁四叔，一个一辈子没结婚，但全村人敬佩的老八路。

但陕北的生活习惯和北京完全不同，刚到陕北的前三个月，我每天都在煎熬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尤其是在后半夜的时候，炕头虽然暖，但头顶发凉。陈文道是我的邻居，每当到了晚上，就会把他的军大衣送过来，让我盖着暖和些。

新年刚过，陕北似乎还没有从寒冬中苏醒，正月里依旧下着鹅毛大雪，但老百姓却很开心，因为地里的小麦今年肯定有一个好收成。我们知青当中，不乏打退堂鼓的，可大家心里很清楚，无论我们怎么想，都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的。

到了阳历三月中旬，陕北迎来了真正的万物复苏，庄稼汉们收拾农具，雷世友队长给我们重新进行了分配，每个人都安排了师傅，毕竟干农活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青年来说是陌生的。

我的师傅叫雷学明，一个比我还小一岁的青年，他五官长得很俊朗，性格也很好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虽然平时不善言谈，可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吸引人。雷学明很耐心，教我怎么用锄头，怎么干活手上不会磨起泡，怎么才能省力气。雷学明教得仔细，我学得认真，所以很多人都说：“雷学明肯定是看上这个北京女孩了。”

在那个年代，想要自由恋爱，似乎有些不太现实，尤其是在农村，很多父母在子女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张罗着说对象，比如雷学明，仅仅16周岁刚过，父母就找亲戚朋友介绍对象，但雷学明的性格很执拗，一般人真的管不住，不管介绍的姑娘多漂亮，他都不为所动。

在陕北插队的第一年，我们是有供应粮的，但我们也在此期间必须学会做饭，因为我是女孩子，做饭这个重任就落在我身上。原本在北京的时候，父母是不让我做这些，而是让我专心学习，可到了陕北，毕竟是另外一种生活，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意思，不过我学东西快，几个月就学会做饭了。

到了1971年，村里建立了小学，不过只有一至四年级，我成为村里的第一个老师，还王猛是高中毕业，所以也就在我们知青中顺理成章地脱颖而出，毕竟王猛身上自带儒雅的气质，当老师再合适不过。

年方二十，也成大姑娘了，而我和雷学明长时间的相处，有了很特殊的情感，村里一直在议论我们是在搞对象，但谁都不愿意承认。以前雷学明的母亲找过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嫁给她儿子，当时我是直接拒绝的。

时间飞逝，谁也阻挡不了青春的消退，我们在陕北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，到了1975年，我和雷学明突然就宣布结婚，大队长雷世友当证婚人，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，全村父老乡亲送上祝福。

不过我结婚的时候，也有人是不高兴的，他就是陈文道，和我一起长大，算得上青梅竹马，可在我心里，他就是我的哥哥一般的存在。

婚姻不是儿戏，那个时候一直以为要在陕北待一辈子，所以没有想未来会怎样。婚后第二年，我生下儿子雷志京。

儿子的出生，让我感到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们给不了他好的生活，此时已经有北京知青返城的消息，我的内心是激动的，可想到自己在陕北有了家，内心又回归了平静。

雷河村第一批返城的有五个人，其中没有我，陈有道和其他四位知青先回到北京，几个月后来信说他们有了工作，生活得很幸福。我的内心是羡慕的，可又无法改变现实。到了1977年，接到返城通知后，很迷茫，因为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明想带着老公孩子一起回去，但被父亲拒绝，在父母心里，是看不起这个女婿的。

多少个日夜，我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，但最终还是心一狠，决定自己回去。提出离婚的时候，雷学明答应得很果断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我想他不爱我了，看着只有一岁多的儿子，不舍，又不得不放弃。

回到北京，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，经历半年多才安排了一份油漆工的工作，之后在北京又结了婚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所以连着两年生了两个孩子。也算是给现任丈夫有了一个交代。

此后几十年，生活过得很平静，谈不上多富裕，但生活能过得去。丈夫比我大13岁，在我退休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。

可自己心中埋藏的秘密，一直不敢告诉儿女，人到了晚年，总能想到过往的事情，我的内心对大儿子是愧疚的，思来想去，最终还是如实对儿女说了在陕北还有一个儿子，不管他们如何反对我去寻找儿子，最终还是决定去实现自己最后的愿望。

陈文道之前去过几次陕北，对我儿子的信息也有掌握，所以我去直接找就行。一个人坐着火车，一路上没有困意，但真正到了儿子所在的县城，却又胆怯了。

犹豫了几个小时，最终来到儿子家，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，不用说，肯定是儿媳妇。说明来意，儿媳妇很客气地让我进屋里说话。

晚上七点多的时候，儿子回来了，看到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老太太，有些不明所以，儿媳妇介绍了我，他马上脸色阴沉下来，让我离开。我知道这些年对不起大儿子，没有给予他任何的关怀和帮助，但这次来就是希望能相认，没别的要求。

当天晚上，大孙子把他爷爷接到城里，雷学明老了，看上去很沧桑，但还是一眼就认出我，知道我的来意，所以也没说什么。只是告诫我，他有自己的家庭，希望不要打扰。而儿子提出一个要求，同意认他这个儿子，就给他送一套北京的房子作为弥补。说实话，我要是有，肯定会送，可我在北京只有一套房，儿女都住不过来，况且那是第二任丈夫分的房子。

我没办法满足儿子，好在有70万存款，一股脑把这笔钱给儿子，他二话不说就收下，喊了一声妈，然后让我第二天就回去，以后再也别来陕北打扰他们的生活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被儿子送到延安火车站，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给了我一件衣服，是他小时候穿过的，是我亲手缝制的，说：“就当是个念想吧。”

这辈子，知足了！